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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騰訊·大家沙龍第102期實錄

      英語在日本曾被當作“畜牲語言”

      導讀

      日本這個民族很有意思,他們不僅善于學習,也善于轉向,這兩者是相輔相成的。

      所謂“當東洋遇上西洋”,一個是在日本當“臥底”,一個是從中國看東洋,一個是從美國比較東西——7月20日,李長聲、史航和凌嵐以新書《日本人的畫像》為契機,在成都尋麓書館獻上了一場精彩的“三足鼎聊”。

      “文化知日者”在日本看日本,看透日本。李長聲為日本人畫像,多是以輕松的心態、余裕的筆法寫日本的局部和細節。興始于深刻的認識,筆落于繽紛的片面。一篇篇隨筆就像拼圖的一片片部件,最終由讀者自己拼出日本印象。

      左起:史航、李長聲、凌嵐左起:史航、李長聲、凌嵐

      史航:感謝各位的到來,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史航。先請長聲兄講講出這本書的感受。

      李長聲:大家好,這本書是我這一兩年寫的東西,說老實話,和以前相比,不太有什么進步。但是隨著時間的進展,隨著時代的變化,隨著日本社會的演變,也會有新的發現和新的思考。

      話題是“當東洋遇到西洋”:我在日本 “臥底”;史航在中國看東洋西洋,側重于看東洋;凌嵐老師是從美國回來的,是從美國來看日本看東洋。所以我們是三個角度。

      今天圍繞這本書談談想法,我的見識都寫在這本書里,大家讀了就會知道。還是先聽聽史航兄從中國來看,凌嵐老師從美國來看,怎么樣?

      史航:我也很關心,凌嵐老師之前出版了《美國不再偉大?》這樣一本書。這種觀察是有意思的,不是游走中的旅行文學,旅行文學的特點是見到什么都很容易“哇噻、哇靠”,但是他們是客居,客居特點不是一驚一乍,不是見到什么馬上總結完,要不然忘了,要不錯過了。今天拍不到這個照片,長聲明天早上過去就能拍得到。對他們來說美國和日本是近在眼前,不是蜻蜓點水的水,目前的感覺最主要的是從容,從容才能自在,自在就不急于做結論,所以談日本和美國的時候能夠相對比較從容精純一點。

      凌嵐:這本書我昨天拿到手,對我的吸引力很大。我對剛才史航老師說的,我們這種客居的身份,跨越兩個文化,客居異地多年,這種心態,這種視角不是游客所能比的,這也是我特別有感觸的一點。現在中文出版里面充斥著“旅行文學、游記體”,但是我覺得長聲老師看到的日本,甚至他從日本看到的中國是一個大千世界。

      史航:看《日本人的畫像》這本書,包括長聲老師的其他書。有意思的像美國的畫家波洛克,蘸油彩的筆不是畫而是甩,甩每個點子,每個點子都是真實的顏料,形成的一切就是印象。波洛克的作品是17號到37號,不要以為現代派就沒有標準。就像抽象派畫家37號不是38、39、40,接下來是50號,為什么?因為中間都作廢了,他有自己的標準什么是對什么不對。長聲兄也是一樣,好像是隨意波動,風吹哪頁讀哪頁,但是你會發現有很多見解,這個犯不著跟大家說,就放棄,這個值得說,上次說了這次再說一次。這個是大家拿不到手的新書,還有長聲兄序言里提到不再是一個平常之作,是集合之作。

      日本新年號代表很多特征,包括網上很多朋友都在感慨昭和什么樣,平成什么樣子,改元之后有什么樣的變化。因為日新月異不光是我們中國,人家日本也是日新月異。我們要是一談只談村上春樹,或者一談電影只談高倉健,一談日本政治家談田中角榮時代,那其實就是有一些遺憾了,等于說我們失去了很多信息源頭。我們沒有時刻的來接軌,沒有真正的保持眺望的姿態,這是很遺憾的。所以這本書首先是令和開始寫。

      剛才路上跟長聲聊,當年他去日本之前,30多年前翻譯的小說跟他現在要翻譯的藤澤周平完全不一樣,歲月給我們一個好的禮物回頭看,在內向的人也有想說的話,有感慨針對自己。當初你寫日本的感受和這本書的區別,您可以講一講。

      《日本人的畫像》《日本人的畫像》

      李長聲:我是30年前去的日本,那時候還是昭和,平成三十年,今年變成令和,我在日本已經歷三朝。日本戰敗之后天皇是一種象征,所以天皇的去世或者是退休,后人繼位,其實對日本國家影響不很大。我看到過昭和天皇去世,最大的印象就是掛歷報廢,因為新年沒幾天就去世,改換年號,所有帶有這一年的年號的東西都報廢。

      這次改令和,天皇是退位,所以事先就做了準備。現在世界上只有日本用年號,可以讓大家記著還有個天皇。既用公歷又用年號,似乎也表現了日本人的兩面性。

      其實用年號很不方便,我去日本30年,現在回憶過去也總要換算。日本有一個作家大岡升平,他反對用世紀這個說法,世紀一百年,他主張用事件來劃分歷史段落。比如說日本發生大地震,東日本大震災,影響非常大,就可以作為時代的劃分。日本戰敗后天皇只作為象征,他的去世對于日本國民,對于政治、經濟沒有太大的影響。

      史航:其實我們說到影響,有一些影響是比較明顯的,顯性的。比如說我們會喜歡哪一個日劇哪一個偶像,比如日本有一個《深夜食堂》,我們要不要拍中國的《深夜食堂》,日本有東野圭吾,中國什么時候有東野圭吾。好多詞是日本來的,比如很早的“派出所”“干部”這些詞,我們最討厭日本的,但又必須要用他的一些詞,繞不過去。

      我在網上有時會跟人吵吵架,有的時候架真吵不可能——有一本書叫《漢語外來詞辭典》,要花幾個月把這本書讀完,讀完一遍你就很難吵架,因為你發現平時日常對話中有所有你討厭的各種階層,各種陣營,各種國家,各種信仰他們的詞貢獻給你,你才能每天好好說話,你最討厭的人其實供給你說話的彈藥,少這個詞就覺得舌頭里剪掉一半。你慢慢發現語言是一個讓人不得不天下大白的事情,沒有辦法,語言是讓我們不可能黨同伐異的,因為我們只能求同存異。

      我們常說一個詞,說到李老師就會想到的詞“人氣”。李老師的人氣不是一些作家簽書一萬本,手要簽殘的那種,李老師不受這種折磨,但是大家會潛移默化關心他下一本書。有人說要區分兩種作家:一種是暢銷書作家,一種是書暢銷作家,暢銷書作家有很多例子,但是書暢銷作家是賣得很好,說實話沒太想賣得挺好,但是寫的很好就賣得很好,馬爾克斯可以說書暢銷作家,你不可能說暢銷書作家,你不可能跟另外一些人放在一塊,太奇怪了。李老師屬于書暢銷作家。“人氣”這個詞就是這么來的,還有“職場”、“完敗”……近來用的詞當中,從日語當中來的能不能舉一點例子?

      李長聲:比如說現在用的“萌”之類的。

      史航:“萌”我特別好奇。

      凌嵐:“革命”好像是?

      李長聲:我想說一下您剛才說的“漢語外來詞”,對此我有一點想法。所謂外來詞,大量進入中國是明治維新時代,通常認為日本人翻譯西方的概念,創造了很多詞,被我們中國人拿來使用。這里有一個誤解,那就是日本人當年并不是把西方概念翻譯成日語,而是翻譯成當時東亞的普遍語言——漢語,就叫“新漢語”。

      有他們用漢字的意思創造的,如“野球”,意思是在野地打球,我們叫“棒球”,意思是用棒子打球;也有把古已有之的詞語改造了意思,例如“革命”。其實,這種譯法也是跟中國人學的,但他們譯得更多更好。他們并不是用假名語言翻譯,而是用漢字漢語翻譯西方的概念和思想,所以中國人才能隨便拿過來使用,得心應手。我們和他們一樣,借助這些詞匯學習西方,并不是學習日本。

      最近日本人又用漢字造了一個詞,就是年號“令和”。說是取自日本古典,但網上有很多中國人給它找出處,當然一找一個準,因為日本古典本來也是出自古代漢文化。這個年號用不著翻譯,我們都可以望文生義,所以它就是個漢語詞匯。

      有人說現在中國話70%用的是日語詞語,如果沒有日語中國人都不能思考了,這是很荒唐的命題。日語里有漢字和假名,兩者混在一起使用,但是,并不是世界上有一個民族,有他們自己的語言,用假名和漢字來表示,而是世界上有一個民族,用假名語言和漢字語言造成了他們的語言,后來就叫日語。

      所謂漢字文化圈的說法也不夠準確,應該是漢語文化圈。因為日本人越來越愛用假名,但漢語詞匯還存在,只是改用假名來寫了。韓國不使用漢字,但語言中仍然有大量的漢語詞匯。韓國廢除漢字也是日本人作惡的結果。日本占領韓國,強迫人家用日語,后來韓國光復了,出于對日語的討厭,連漢字也一起廢除了。雖然現在只有中國和日本用漢字,但漢語文化圈仍在。

      史航:這里要澄清一點,要不然好像說我們借用了很多東西,我們借用的東西也代表人家在借用。

      就像剛才凌嵐老師提到“革命”這個詞。記得當初追隨孫中山搞革命的馮自由寫的《革命逸史》幾卷本,當時他們流亡海外,在日本報紙看到“革命黨人孫文”,孫中山和馮自由他們就商量:怎么叫咱們革命黨人,清廷這邊肯定叫亂黨。孫中山自己也沒有給自己起名,沒有同盟會,剛剛興中會時期,他們也不知道自己是誰的時候,說“革命”這個詞不錯,因為有宗教革命、國人革命概念,也有古意,古意也有反抗的抗爭之意,他們覺得“好,日本人說得對,我們就是革命黨”。那就革命黨,所以后面革命這個詞就用了。這特別能說明長聲老師的觀點,最早“革命”這個詞,日本人用來形容孫中山才有的。

      用這樣的詞匯感受的時候,文化互相打量很有趣,就像我和長聲老師對視,我們怎么樣,有的時候打量的時候不是關心你,而是怎么看我。日本人很關心這個事,中國人也同樣關心,日本人大量翻譯全世界背后說日本人、當年說日本人的書,包括日本人自己覺得很恥辱,編成這樣的笑話,日本人多么尷尬、拘禁、保守,日本拼命翻譯這樣的笑話集,你很難說東北人翻譯一本損東北人的集,河南人翻譯一本河南集。日本人很關注這方面,我們關注別人討論的時候,一方面關注別人的看法,一方面我們也是流露自己的焦慮,焦慮比看法更值得分析。其實你怎么看我不重要。

      凌嵐老師你一直在美國,首先的一個問題,美國人是不是像中國人,還有人家日本人這樣這么在乎別人對他們的討論,就是美國人心態怎么樣。包括最早出的書《丑陋美國人》,然后才有《丑陋的日本人》,還有《丑陋的中國人》。美國人在不在意自己,在不在意別人談論自己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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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凌嵐:美國人處于“白癡”狀態,尤其對于亞洲。十年多前我工作的時候,比如說我要去東京出差,我們小老板知道就很不屑,說“你要去哪里,要去新加坡、臺北還是北京?”這些地名對他來說都沒有什么區別。他可以一口氣說出他記憶當中十幾個亞洲地名,但是在他來說這就是亞洲,這是非常“糊涂、混沌”的狀態。美國大量的日本研究,當然這也是日本政府有意識的贊助。美國的學界、精英界對日本非常關注,每年都有日本研究的書。但是這跟大眾其實沒有任何關系。在美國這就是一個普遍的現象。事實上美國對別的地方都不太關心。

      史航:我有點明白你說的“白癡”的意思。對美國人來說你生活在別處就夠了,而不是說你活在詩和遠方,對他們來說你活在一個地圖上。我們可以換句話說,我們一定要認識到,而且認識到這種局限性,局限必須有,要不然你就會變得特別狂妄。

      說到“萌”字,我很好奇,我也在網上問過別人“萌”從哪兒來,我特別無知,我也不知道日語,最早就是《赤壁》里,最近非常幸福的志玲姐姐,被導航都下載的,“萌萌站起來”。反差感特別好玩,我覺得萌就是有這樣的東西,有荒謬、天真,讓人差異的一個東西,后來說日本動畫而來,您在日本接觸了什么樣的說法,關于萌的起源。

      李長聲:“萌”是從日本傳來的,雖然也寫作漢字,但它是訓讀。明治年間我們拿來的“新漢語”基本是音讀,幾乎沒拿來假名詞語。“卡哇伊”這個詞更明顯,它是假名詞。這是當代拿來日語詞匯的一個特點。說老實話,我不看漫畫、不玩游戲,不大明白“萌”,有點“懵”。“萌”這類詞的含義在中國也發生了變化,加入了中國元素,還原不回去了。

      史航:我想問問凌嵐,你客居美國的時候最早什么時候注意到萌這個詞,你怎么跟人交流,或者日常怎么交流,比如說在美國用英文怎么溝通。

      凌嵐:美國有一個很爛的詞CUTE,中文也有Q,這是最近非常流行的字,實際上是從英文來的。我理解萌還有傻傻呆呆的,非常純凈的那種,就像剛才說林志玲的小馬。我第一次接觸萌是別人說我萌。

      史航:你給別人什么分數。

      凌嵐:我不明白。我以為是懵懂的懵,因為我當時看到一張羊駝的照片,我跟我大學同學互動,他說是“馬”,我說“不是馬,是羊駝” ,然后他就說“你很萌”,我理解為“你很懵”,那是我剛剛上新浪的時候。

      李長聲:不知平假名當初是不是女人創造的,但平安時代為女人專用,也叫作“女手”,猶如東京的“女性專用車廂”。男人用漢語漢文掌權從政搞文化,女性用假名寫出了《源氏物語》,據說是世界第一部小說,所以日本文學壓根兒是女性文學,有陰柔之美。這也是日本作家多女流之輩的歷史原因。

      日本語言文化的最大發明是用漢字改造出假名。日語的麻煩,并非麻煩在漢字上,而是麻煩在漢字語和假名(平假名、片假名)的混搭上。這兩者的組合,很讓日本人作文時費尋思。他們用漢字和假名相混地寫一句話,有N種寫法。多用漢字還是多用假名,會造成不同的文體。這也是日語的特色。

      漢文化具有同化能力,首先是漢字漢語具有同化能力。一字一詞,具有天然而強大的造語能力。這才是所謂“漢字力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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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史航:我聽了感覺漢語是上課教科書,片假名就像課本里畫的小人或者寫的字,或者說給同學看的我要對你說的話。恰恰漢字在那邊并不負擔柔情一面,我們可以自由用漢字抒情。從《源氏物語》開始大家互撩的東西。

      漢語這些年來越來越被移出他們主流的溝通,是不是?

      李長聲:“電話”這個詞是日本人創造的,意譯英文的telephone。當初中國人音譯,叫“德律風”,后來覺得日本人譯得好,也跟著叫電話。有意思的是,現而今日本又用起了音譯,照搬英語“德律風”。反倒是中國的譯法很超前。“俱樂部”本來是英語的音譯,譯得很妙,比得上“可口可樂”,如今日本也改用片假名,裝作被美國占領以后才引進的。現在日本幾乎只是用片假名音譯西方詞語,但最近新天皇登基,年號更新,早已忘卻漢字造語功能的日本人又造了一個新詞“令和”,網上很多人大顯身手,替日本查找這兩字的出處,讓人家很有點尷尬。不是沒有日本“外來語”,我們都不能思考,應該是如果沒有漢字漢語漢文,日本人不能思考,更不能用漢字漢語漢文翻譯西方概念,建立近代日本語,也就是國語。

      現在用電腦,一按鍵就可以把漢字打出來,但是一般寫小說還是漢字越用越少。

      史航:我自己接觸日本文化,看日劇和電影,聽歌比較多。每個人都是不同的角度,有的人可能對我說的以上都不感興趣。但是比如你唱卡拉OK、泡方便面,你用干電池。不僅是語言文化,很多它的產品都在影響著我們的生活方式。我們吃方便面這么多年,日本的泡面歷史還是有感動的東西。

      這本書里提到的,我個人比較好奇的,說的過于嚴肅的人正本清源,另外一個詞是去魅,去除一些魅力的東西,說得太神了。長聲老師書里會給我們解釋不是你想的那樣。最近特別關注的話題,可以反思討論的話題“垃圾分類”,就說日本多么干凈,所有人去日本都會說這件事情,找不到垃圾箱。覺得到那兒好像進入舞臺化的空間,舞臺上每樣東西道具,每個人因為自己有垃圾而自慚形愧,都不知道該怎么辦。但是我看你的書里提到,日本以前公共場合是有垃圾箱的,因為一些變故才沒有的。

      李長聲:我是三十年前去日本的,那時的年號還是叫昭和,然后改為平成。初到日本,中國人都是在街上撿“神器”,也就是電視、冰箱、洗衣機什么的。后來對垃圾的管理越來越嚴格,不能隨便丟在家門口,等著人撿走了。我住地附近的一家小家具店,把商品的家具堆在店外,特意寫上告示:這不是垃圾。我還跟朋友幫一個倒閉的小公司丟棄辦公桌椅,那個老板開車到處跑,最后在一處高架橋下面,見四下里沒人,讓我們趕快把桌椅丟下去,逃之夭夭。說老實話,我當初對日本人沒有好印象。

      史航:你那時候就完成了垃圾分類,哪些我要,哪些我不要。

      李長聲:當然也有好心腸的日本人,在電視機或者洗衣機上貼一個紙條,寫著此物還能用。當然也可能怕你搬回去發現不能用,再給他送回來。當年到處有垃圾箱,我也佩服過日本人愛讀報刊,特別是厚厚的漫畫雜志,讀了就丟進站臺的垃圾箱里。流浪漢把雜志撿去,在街頭擺攤賣。后來垃圾箱都撤掉了,是因為發生了真理教放毒事件,怕有人往里放危險物品。逐漸習以為常,也就不恢復了。東京站就貼過站長告示,說乘客反映站內垃圾箱太少,要研究解決云云。讓人拎著垃圾滿街走,并不是一個城市的美麗風景線。便利商店過去把垃圾箱放在門外,現在或者撤了,或者挪進店內,以免行人往里丟垃圾。

      史航:那是90年代吧?

      李長聲:分類丟垃圾是對的,好些廢物可以再利用。日本基本分為可燃、不可燃以及瓶瓶罐罐。分成幾十種,那就有點變態了,又不是開商店。日本人做事也未必人性,反而變態比較多,例如肥胖的相撲力士,玩偶似的舞伎。

      史航:凌嵐你去日本的時候,你對日本的印象是怎樣的?

      凌嵐:我去日本兩次。第一次印象深的是英文詞匯,比如說“門”(door),大量英文詞匯在日本里直接使用——這一點我覺得不可思議。

      史航:那是美軍占領之后吧。

      李長聲:對。日本侵略中國,英美都成了敵國,英語被當作“畜牲語言”,英語外來語改用日語。不過,中國也是敵國,日本卻無法排斥漢語,好多英語外來語換用漢語。

      美軍占領后日本人立馬學起了美國英語。日本這個民族很有意思,他們不僅善于學習,也善于轉向,這兩者是相輔相成的。寧死不轉向,也就是不變節,當然也不可能向敵人學習。日本戰敗后第一本暢銷書就是《日美會話手冊》。這是一個出版社的老板靈機一動,想出來的選題。占領軍總司令麥克阿瑟擔心日本人造反,但這位老板更了解日本人的民族性,知道日本人肯定要轉向,掀起學習美國語言的熱潮,果然那本書大暢其銷。

      史航:我看你書里寫道:他聽著詔書,一邊哭著,作為臣民感到悲痛;一邊想我認識的誰會外語,趕緊想。

      李長聲:戰敗后紙張緊缺,不然,這個小冊子會印得更多。日本千百年來拿來中國的東西,大大地得到好處,乃至創造了自己的文化,所以接受西方很容易。

      史航:無論他們是學荷蘭蘭學還是漢學,都是學到之后翻臉不認人,貓拜老虎做師傅然后上山打老虎那種,他還在等著新師傅,新的師傅是老師又是未來受害者。剛才凌嵐說對日文中的英語詞匯使用印象深刻,還有什么呢?

      凌嵐:我想接著剛才說的拜師和以后的造反的叛逆關系。因為美日之間一方面完全接軌,日本完全擁抱美國的文化。你可以在東京街頭聽到美國的排行榜,你可以在店里聽到非常偏門流行的音樂。這一點我很吃驚,我帶著我兒子去,結果澀谷那邊放的音樂是美國十幾歲青少年聽的。

      李長聲:有的唱片愛好者就是到日本找老唱片,日本反倒有。

      凌嵐:但是另一方面,美日之間無論是工業也好,還是政治思想,還有這個世界上的地位,他們一直存在競爭關系。競爭關系時刻存在,而且日本人一方面對美國人張開雙手擁抱,一方面時刻要趕超美國。從美國1980年代的汽車工業差點完敗日本的幾大汽車公司,然后美國扳回龍頭打敗日本的企業,這是有目共睹的,是通過國家行政手段。

      史航:咱們看過很多日本寫日本書,中國人寫日本書,大家往往在戳破一個舊神話就會發布一個新神話,就像產品更新迭代,我們對遠方神話美化也是作者的需求和動力。這樣這本書對你來說才顯得神奇和振聾發聵。長聲書很好,寫到日本人自己忽悠自己人的東西,比如說江戶規矩。

      長聲兄說江戶規矩很多都是日本人自己騙自己說的,但是又有別人在揭穿這些。就舉一個例子,說你坐車坐著的時候,你作為真正的老牌江戶人不能坐這么實,要虛坐著,虛坐到什么程度,屁股下塞一個拳頭這么大的位置,這不是挺累,為什么這么做?因為隨時有人會進來,你要隨時讓座。

      像今天大家坐的特別滿我很高興,我有的時候去大學的時候,我就會去關心現在還有一些空坐,會請一些同學往里坐一坐,里面有一些空座,但是新來人不好意思過去坐,只能在后面站著。但是先往里坐,留出靠近過道的地方,這樣后來人可以坐,大家都有這些做,這是我們會跟人商量的地方。他們都有這個文明,隨時等著讓座。

      長聲兄講了另外一個人,戳穿江戶關系的一本書,那時候很多人是坐船,坐得那么虛不可能,保持一拳頭距離,因為船不像車,那時候船不平穩,一定要坐的實,要拽著點什么,而且坐船還有一個問題,中間不可能老有人上下船,所以這是假規矩,這是我看得特別好玩的地方。

      現在江戶規矩日本人自己還信嗎?

      李長聲:日本所謂傳統,基本是江戶時代定型的,例如和式的住宅。但現在蓋高樓,基本都是鋪地板,不睡榻榻米了。傳統文化在消亡。中國人到日本旅游,感嘆日本的傳統文化,實際上好多就是為旅游復舊的,造假的。溫泉旅館特意造成日本式,弄得很“蔭翳”,但城里的高樓,沒錢的人才只好買背陰的房屋。

      史航:長聲兄書里有一個地方我特別有感觸,大意“不管什么地方的人,你是客居還是原住民,你寫哪一個地方不好都可以” 。你說揭丑,怎么都可以,閑著也是閑著。比丑不是必要的,揭丑怎么都可以,揭丑有可能導致人類踉蹌的進步。人在比丑的時候,文明都是特別淪喪的一瞬,比丑是為了無所作為心安理得在丑方面傳承下去。

      很多書不管最后寫成什么樣,作者的使命是揭丑而不是比丑,比丑是安慰坐擁無數不足的人,這不是一個好事情。

      長聲兄的書是環繞成的環形宇宙是一個世界,你有可能對池塘感興趣,有可能對地上煙頭感興趣,沒有一本書專說一種事情,萬花筒不見得都是花才能成為萬花筒,可能今天隨便幾樣東西,都可能形成復雜的斑斕的有意思的東西。我覺得有時你逛一個公園的時候,不是為了一朵花或者一個籠子來逛。長聲的書可以前前后后看看,寫不一樣的東西,很有趣。

      凌嵐老師你對長聲兄的書有什么樣的讀后感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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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凌嵐:前幾年給一個植物學家寫了筆記,一個花園,花園只有一米見方,是在田納西,一位教授搞的植物實驗。這本書一年四季就在這一米見方里,從冬天到夏天,草業葳蕤,然后再四季輪轉,但是你幾乎可以看到植物學里所有的門類和變化,這本書在美國很有名。

      長聲老師看日本,就讓我想起這種非常美好的一瞬。長聲老師的書是這樣的,不是全面的,是深刻的片面。

      史航:“深刻的片面”用的很好。我非常喜歡陳丹青做的節目《局部》,整體都是幻覺。弄一個體系概括放之四海皆準,這種都是很懵的行為。己之昏昏,人也昏昏,但局部有可能是真實的。如果每個人都好好對得起說的局部,那么這個世界都會變得真一點。很多人藐視局部,迷信整體,最后讓每個局部都潰爛掉了,人類無法認知。老老實實寫一本書,每一篇文章,無論是兩月一篇文章還是十月一篇文章,就是局部完成,最后形成一個拼圖,這是特別重要的事情。

      比如說陳丹青講大衛的雕像,他問:“你見到過大衛的屁股嗎?”你在書上看,美術史上看,一般只給正面,沒有側面,丹青說你去到現場,繞到后面看到他的屁股。很多事情你知一不知二,跟別人一樣就很尬,但是你看長聲書和丹青節目多看一點特別重要,三句半最后半句由你說出來,最后畫龍點睛的點睛之語由你說出來。

      三島由紀夫大家都知道,甚至有人知道一刀沒死,一刀沒砍中,砍肩膀了,又砍好幾刀都知道。但是你知道刀是什么名?是關孫六,日本很著名的刀。知道這些也不夠,為什么一刀沒砍下來,因為一刀砍到臼齒,腮幫牙床特別硬,這個事很少人知道,書里寫的。你知道這兒就比較好。你跟人說“張嘴我給你看,你看就是這個牙”,這就不一樣了。

      所以不要把今天聊的當成特別高屋建瓴,其實就是牙床。看到這個屋里觸手可及都是細節,都是花絮,都是八卦,你尊重細節,尊重花絮,尊重八卦的話,你就尊重這次談論的話題或者是賓語,就沒有浪費這次記錄或者交流的機會。

      李長聲:對,我寫的東西比較小,或者說比較細節。就好像拼圖一樣,我的文章是一塊一塊的部件,最后要讀者自己拼成一個圖形。大概地大物博、歷史悠久給中國人養成了宏觀的意識和作派,但是我覺得觀察一點點,觀察小小的細節,才能得到真實。我寫不來整個日本,只能一小點一小點地寫,最后由讀者在自己的頭腦里形成對日本的印象。

      【責任編輯:肖肖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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