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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authorImg 姜建強

      姜建強,曾大學任教,研究哲學,20世紀90年代留學日本,后在東京大學綜合文化研究科擔任客員研究員,致力于日本哲學和文化的研究,積極書寫、介紹日本及其文化,已出版有《另類日本史》《另類日本天皇史》《另類日本文化史》《大皇宮》《山櫻花與島國魂:日本人情緒省思》等。

      京都的魅力在于連日本人都寫不好京都

      導讀

      當年明治天皇把皇宮都遷到了江戶,但京都的老人還是相信天皇只是去一下東京而已,馬上就會回到京都。

      (一)

      京都,都說不好寫。但不好寫歸不好寫,還是有很多人寫京都。當然,寫得更多的是日本人。日本人寫京都,就比中國人寫京都要寫得好嗎?其實也未必。

      《用地形解謎日本史》的作者竹松公太郎,是一位河流水庫的研究者。他從他的專業知識出發,在書中設問:為什么古代日本人選擇京都做首都?設問本身是有意義的,但他在回答京都成為建都之地絕非偶然之時,則陷落了“今為古用”的邏輯置換誤區。竹松公太郎說:當初選都考慮到了“京都遠離大阪彎的內陸深處,然而實際上是可以依靠船運,自由地前往日本海一側與太平洋一側各自的航運交流中心之地”。

      都知道京都有鴨川、有琵琶湖,想到水資源,想到水運,作為一名河流水庫研究者,其思路當可理解。但問題的關鍵是剛有書寫文字的那個時候日本,何以有“自由航行”這個現代國際政治才有的概念?

      鴨川鴨川

      日本海和太平洋,是我們近代人區分地理環境的一個結果,在那個沒有地圖沒有海圖的年代,一望無際的滔滔大水,古代之人還能辨別出這是日本海的海水,那是太平洋的洋水?可能性幾乎沒有。稍懂日本歷史的都應該知道,當時日本奈良的首都叫平城京。從藤原京遷都平城京,是元明天皇(女帝)的決斷。這一遷就是70年。784年,執政的朝廷又將首都從平城京遷至長岡京。

      奈良平城京跡奈良平城京跡

      這回遷都的最大理由是什么?首先是當時奈良的寺院權力過大,令當時接續光仁天皇的桓武天皇感到憂慮。為此他決定離開佛教勢力強大的平城京。其次是桓武天皇嫌棄天武天皇系統的貴族勢力。曾經的藤原京和平城京,都與天武天皇系統的血脈相連,桓武天皇不想再延續這個相連。

      那為什么又匆匆從長岡京遷都平安京呢?也就是說,781年4月即位的第50代桓武天皇,為什么要放棄營造了只有十年的長岡京,在794年匆匆遷都平安京?這無疑是日本歷史的一個謎,但也是理解日本歷史的一個關鍵。長岡地帶洪水多,風水差,作為首都不合適。這是日本正史語焉不詳的一種說法。

      桓武天皇像(延歷寺藏)桓武天皇像(延歷寺藏)

      實際上,這里有更深刻的原因。這個原因就是為了躲避早良親王的怨靈作崇。早良親王是桓武天皇的親弟弟,這位當上天皇的哥哥輕信坊間謠傳,說弟弟要篡奪皇位,便逮捕了弟弟早良親王,把他幽閉在乙訓寺。弟弟早良一直主張自己是無罪的,是冤枉的,但哥哥桓武一直不予理睬。

      最后桓武天皇將其流放到荒無人煙的淡路島上。怒不可爭的早良,以絕食來抗爭,最終死在去淡路島的船上,時年36歲。弟弟即便死了,狠心的哥哥也不予原諒。早良的遺骨,被草草地下葬在流放地淡路島上。不久,朝廷周圍的親人,接連奇異的死去。人禍之外又有天災,嚇得桓武天皇堅信這是弟弟早良親王的怨靈作崇,為了鎮住這個作崇的怨靈,只得遷都離開長岡京。

      新都平安京距離長岡京10公里,位于兩川之間的山背國(即現在的京都府)北部的葛野。平安京模仿當時世界最大都市——唐王朝長安棋盤狀建造,市街的中心設有大道,其左右為左京和右京。并同時引入中國古代的陰陽理論,借助“四神相應”的天然地勢,用以守護新建的平安京。即北山有玄武,東川有青龍,南池有朱雀,西道有白虎。這四神就像四道防火墻,抵擋無孔不入的怨靈入侵。這也就是說,平安京從一開始并不是按照我們現代人的思路,在其地質的,經濟的,地理的等方面來歸化首都機能,而是以鎮住怨靈為其最大課題來設計的。

      平安京平安京

      現在看來,遷都平安京,是桓武天皇執政期間因其恐懼怨靈而做出的一個匆忙決斷。誰也沒有想到,這一當初不得已而為之的決斷,倒反重生了一個日本,重生了一個以京都為中心的千年首都。平安京之后的1000多年時間里,日本再沒有遷都過。平安時代398年,鐮倉時代148年,室町時代237年,江戶時代264年,歷史共時為1047年。

      正是在這千年悠悠歲月中,后人才慢慢總結出京都建都的頗多好處,這當然包括竹松公太郎的“水系遷都論”在內。但現在看來,這些都屬于事后諸葛亮,犯了“今為古用”的邏輯置換錯誤。

      (二)

      建筑家出生的井上章一,前幾年在朝日出版社出版《嫌棄京都》。能成暢銷書,也說明人們已不再滿足對京都作旅游觀光的表面介紹,而是想要深入京都的骨髓,知道得更多。但這個“知多”則是建筑在嫌棄京都這個話題上,也令人無語。這位作者是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的教授,他說他嫌棄京都的緣由是自己被歧視、被嫌棄。

      按照井上教授的敘說,自己出生在妙心寺南側的右京區,5歲的時候全家搬到同在右京區的嵯峨,一住就是20年。自己成了一個土生土長的“嵯峨孩”。雖然從行政區劃分看,右京區也屬京都市,但在“洛中”人看來,那就不是正宗的京都人。嵯峨位于京都的西郊,向來被視為偏鄉地區之一。實際上,偏鄉就偏鄉,也沒有什么可嘆的。但作者就此發揮道:“京都這個地方的毒性,就是可以用這點小事把人逼入絕境。”

      這里,這位井上教授還在思考“我是誰”“我從哪里來”的問題,還在進行文明初始階段的所謂身份認同,并將這種認同過程視為區域歧視的“毒性”。這就在文明發生論上暴露出學術素養的不足。

      其實,放眼文明史,區域的歧視在哪里都是存在的。這是被觀念地設定成先進文明區域與被觀念地設定成落后文明區域,自發且自覺的一種文明碰撞。沒有人刻意,也沒有人在意,但就在沒有人刻意和沒有人在意的過程當中,生出刻意和在意。實際上這就是文明的進步了。

      守住自己區域的“純文明”,抵御其他區域的“不純文明”,在不能拿起武器的前提下,只能是觀念上的歧視與嫌棄先行。而被歧視與被嫌棄的“不純文明”區域,只有靠自己的努力,意識化地快速融入“純文明”區域。

      井上教授說,古都背后有著一股不可一世的優越感。但這也是沒有辦法的,古羅馬的優越感,至今意大利人還在享用。古埃及的優越感,至今埃及人還在享用。古希臘的優越感,至今整個人類文明還在享用。

      自己不承認自己是京都人與被洛中的京都人嫌棄的京都人,誰更具有文明視野?我看還是洛中的京都人。再往深處思考,實際上這就是文明的詭異與狡詐之處:它在倒逼人能否更上進一些,能否更文明一些,有的時候就不得不采用一些被常人所“討厭”的方法。這正如井上教授說,明明要趕人走,但京都人會說等一會吃茶泡飯吧。

      筆者是上海人,記得小時候住在“下只角”楊浦區的人,說到去外灘去南京路去淮海路,就說去上海。雖然聽起來怪怪的,但這就是文明的中心與邊緣,精致與粗糙在當時楊浦區人身上一個自覺的定位與自覺的意識。現在看來,這是個很可貴的定位與意識。

      因為至少我們在同樣住在“偏鄉”嵯峨的井上教授身上,沒有看到這種定位和意識。現在不同文明之間還在盡可能的對話,但井上教授則直言“不愿身為京都人”而拒絕同一文明的對話。

      鴨川鴨川

      (三)

      學解剖學出身的腦科學專家養老孟司,多少年前寫有《傻瓜的圍墻》。想不到成了暢銷書后,欲罷不能的他又寫了多本“圍墻”之類的書。如2017年出版的《京都的圍墻》(PHP出版)就是其中一本。想在京都這個熱門話題上,留下話語權是寫這本書的動機。但畢竟術有專攻,學有專業,在切入論理的時候,這位養老教授為了人為地拔高京都,還是遺憾地留下了學術破綻。

      養老在書中的一個結論是:京都是市民社會,東京是庶民社會。何以引出這個結論的?養老教授從“虛榮”著手,認定東京人愛虛榮,京都人不愛虛榮。這又何以見得?他以歷史學家嘰田道史的《武士的家計薄》(新潮社)這本書為例,說江戶侍文化的一個要求就是保持體面。當時武士豬山家在長女阿熊2歲生日時,打算舉辦“發置祝”宴請儀式(用白色假發戴在小孩頭上,象征長壽與健康)。而要舉辦這個儀式,必不可少的是“赤飯和大鯛”。但當時豬山家沒有錢買大鯛,怎么辦?就用紙畫的大鯛替代。也就是說在宴席上,捧出用紙畫的鯛魚。外祖母實在看不下去,就從自己家里帶了些小鯛來充門面。武士的生活已經這么拮據了,但還不忘虛榮,死撐面子。養老說在京都,則不存在武士的世界,所以也就沒有虛榮的一面。沒有虛榮的一面,就是市民社會。有虛榮的一面,則是庶民社會。

      京都是市民社會嗎?市民社會就是用“虛榮”這個倫理與心理的語詞來界定的嗎?這樣來看,養老教授的學術短路也是驚人的。我們知道,在京都人的眼里,先前的大戰不是指二次大戰而是15世紀的“應仁之亂”。最近電視里又多了個“蛤御門之變”(禁門之變)。這是指1859年長州藩和公武合體派之間勃發了“蛤御門之變”,從御所的蛤御門那里開始燃燒大火并延至整個市街。應仁之亂和蛤御門之變的結果就是燒毀了大半個京都。

      “蛤御門之變”浮世繪“蛤御門之變”浮世繪

      養老自己在書中舉例說,京都大學的教授到兵庫縣的出石這個地方去出差,住宿老舊的旅館,老板娘出面對客人道歉說:“以前我們家的老爺大人給你們添了莫大的麻煩。”這里,“我們家的老爺大人”,是指叫做山名宗全這個人,他是應仁之亂的西軍總大將,是他帶領的西軍火燒了京都。

      500多年過去了,家族的后人還要向京都人道歉。因為這位老板娘知道京都人小心眼,會記住仇恨,而且只記家仇(日本人打日本人)不記外仇(美國人與日本人打仗)。從這個意義上說,京都才是典型的庶民社會而絕非市民社會。因為庶民社會的一個特點就是用“世間”消解一切。養老教授恐怕沒有想到,自己舉的例子,恰恰是自己結論的一個反證。

      不錯,日本的三大祭祀之一的京都衹園祭,是幾百年前就開始持續的一項大型傳統活動。沒有“町眾”的自覺參與,是不可能延續至今的。但這恰恰表明的是庶民的力量而不是市民的力量。自己組織起來,帶有自治性質,這是日本庶民文化的一個特點。

      衹園祭衹園祭

      如果說在京都是“町眾”,那么在江戶就是“町人”。但町眾也好町人也好,都是屬于商人階層,金錢本位是他們的價值取向。這個價值取向決定了在日本難以產生市民而只能是庶民。

      關于這點,江戶時期的市井小說家井原西鶴在《日本永代藏》中,已經將這個問題講透了。而在明治維新以后的日本,曾經的政治學上的“中間勢力”,社會學上的“自治性的個別社會”都被全面解體,所有的人都被全體社會所吸收。這就驗證了學者丸山真男的一個說法,日本是一個用官僚和庶民構成的社會,是一個沒有市民的社會。

      日本之所以是一個沒有市民的社會,則是在公與私的中間領域,其半公半私的力量非常單薄,單薄到缺乏社會性次元的抵抗程度。照另一位學者柄谷行人的說法,日本社會的這個構造至今沒有改變,而沒有改變的原因在于日本是一個代議制的專制國家。

      此外,養老教授用“虛榮”來界定“市民”與“庶民”,更是一個學術笑柄。暫且不論“虛榮”與市民與庶民之間是否具有邏輯關聯,僅就其京都人而言,他們不愛虛榮嗎?京女們不愛虛榮嗎?日本隨筆家酒井順子多少年前寫《都與京》(新潮社),記載了當年孝明天皇的妹妹和宮親子說過的一句話:“我不要嫁去像江戶一樣的鄉下。”但這位皇宮的“京女”最終還是嫁給了住在江戶的德川家茂。

      按照專門研究日本縣民性人間學的學者祖父江孝男的說法,京都人是日本47個都道府縣中最愛虛榮的一族,如京都人去東京是說“下東京”,如京都人將東京等在京都的企業稱之為“外企”等。

      (四)

      文明,有其長度、寬度和深度。

      但,京都文明不在于長度,因為千年不足以長度;京都文明也不在于寬度,因為以“洛中”為中心也不足以寬度。京都文明在于深度。

      專攻韓國哲學與文化的京都大學小倉紀蔵教授,在今年出版了《京都思想逍遙》(筑摩書房)。筆者以為這是近年日本人寫京都寫得最亮眼的一本書。書中講述有著1200多年的京都,是歷史文化和個人記憶的文明寶庫。

      從《源氏物語》《古今和歌集》開始的京都,經過桓武天皇、道元、世阿彌、一休、良寬、賴山陽、九鬼周造、和辻哲郎、西田幾多郎、鈴木大拙、高橋和己、柳宗悅、伊東靜雄、梶井基次郎、中原中也、三島由紀夫等文化大家的言語和思想的交錯,形成的一種不屬于“自我東方主義”的那種“逍遙”,才是京都人諸行無常的物哀體驗。不誕生權力者的京都,不會為了迎合他人而改變自己的京都,才是京都“深奧”的思想之處。而這個深奧的京都,用井上章一“嫌棄”的思慮,則是怎么也寫不出的。

      在書中,小蒼教授設定人有三種生命:第一是生物學的肉體生命,第二是靈性的普遍生命,第三是偶發的主客相間生命。他說京都這個場所是人的第三生命被“炸裂的現場”。從出町柳到北白川,從北白川到御苑,從御苑到丸太町通,從丸太町通到四條,從四條到八條,從八條到深草,京都所到之處無不滲透思想。這個思想,就像鴨川河水,滔滔不絕,但并不給你震撼而是給你逍遙給你浪漫給你物哀,最終讓你歸零。

      這就令人想起日本幻冬舍去年出版的一本書《最好死在京都》。作者是原本在埼玉縣埼玉市開會席料理“二木屋”的經營者小林玖仁男。他在2014年被診斷出患上無法治愈的間質性肺炎,醫生說余命只有五年。之后他就毅然地將開了20年的“二木屋”轉給他人,與妻子離婚,賣掉家產,然后搬至去過100多次的京都,入居上京區,等待死亡這一天的到來。他在書中這樣說:人生的最后時期,要到京都去看去品去思考。銀閣寺終極之美令人迷醉,而哲學小道的櫻葉則舞動心靈。今年3月22日,這位作者去世,64歲。

      你看,還是有深度的思想逍遙,給京都帶來魅力。這個魅力,也可以轉換成這樣的表述:當年明治天皇把皇宮都遷到了江戶,但京都的老人還是相信天皇只是去一下東京而已,馬上就會回到京都。

      這個魅力,也可以轉換成數據表述:據京都府官網統計,2017年京都觀光消費額,僅京都市就是1兆1267億日元,為過去最高。當然,這個魅力還在于連日本人都寫不好京都。

      【責任編輯:肖肖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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